“三二〇事件”中蒋介石也很恐慌，成天担心把他赶走，他自己也准备走，所以那时如果比较强硬，局面就会不同。比如说当把李之龙抓起来，把苏联顾问包围起来时，我们党这时候完全有理由反击。如果反击就成了国际问题。因为苏联是援助的。一强硬，至少可以把蒋介石的职务免掉。孙中山成立黄埔军校时，原来也不是让蒋介石当校长，是让蒋介石当副校长，要程潜当校长，以后蒋介石以不干作要挟，才当上校长的。当时如果真的把蒋介石的什么职务免掉，当然搞出来的人还是会的，但是力量就分散了。主要是要把脚跟站稳，不能随便受欺负，一碰就缩回去，就会受人欺负。蒋介石要吃掉的计划早就说过：要不就全部加入，要不就全部分出去。这话他已经摆出来了，蒋介石的立场很明显，没注意。所以当时硬一下，究竟什么结果不好说，但硬一下的可能是完全有的，并不是绝对没。为什么没有硬一下呢？因为本身就相当混乱，相当软弱。这个软弱也很自然，因为不像，它并没什么政治斗争经验。的经验就是搞工人运动、，所以真到与合作，究竟怎么办，本来就没什么章程。要反击蒋介石，当时党内没有这种思想准备，虽然有些提出来，但党的思想上没有这种准备。汪精卫也没有准备，也不敢跟汪精卫谈这样一些问题。所以不单单是陈独秀一个人的问题。比如说陈延年一般说来比陈独秀要坚决，但是陈延年也没有准备，苏联顾问也没有准备，员当时不可能做到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这一点是在打了若干年仗以后才说出来的。但当时有这种可能，就是不买蒋介石的账。这就要求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。不买账，谁不买账呢？周恩来没有这种地位。即使有这种地位，也下不了这个决心，要征求党内其他的意见。
党史书要把党的历史一步一步如何演变的脉络写清楚。在讲新民主主义论这一段，介绍了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《中国革命和中国》《〈人〉发刊词》这三篇，显得分量太重了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看到这个地方就不想看了。怎样从文山会海的格局中走出来，这样才可以使读者一方面感到轻松，另一方面感到是老的历史，新的探索，新的见解，新的表述，这样就会对书有新的评价。当然，会找出这样那样的毛病。但从一部历史著作的评价看，有一种官方的档案汇编的感觉，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子。这一走，就要花大的功夫。每个问题都要想清楚。熟悉材料才能提出新的方法，否则新的表述方法不敢提出来，不熟悉，站不住，提出来人家就会反对。
现在的写法是摆材料多，思想体现不够。可以把当时的争论写出来，不必提出哪一个人。红军从南昌起义开始就是人民军队。人民军队是就党的领导来说的，但党的领导并不只是一个组织的概念，员在那里领导还不够，真正形成一支人民军队还要做许多事情。这里用不着处处标出来，说的意见如何正确，而是要说，要搞根据地，要有土地政策，要有政权，军队与党、与人民是啥关系，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。在实际斗争中，旧的习惯、旧的传统非常顽固，要改变很困难。如官兵关系、军民关系等等问题都很复杂，单靠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并不能解决这样一些问题。十六字诀能解决打仗的问题，并没解决要不要革命根据地的问题。根本不要根据地打仗，十六字诀一样可以适用。提出军事方针是重要的，但不够。如果停留在这个水平，红军发展不起来，根据地也不可能形成，抗日战争也搞不起来；抗日战争搞不起来，解放战争也搞不起来。抗日战争为什么能搞起来？就是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传统，有了这么一套法宝了。确实是星星之火，在建立红军时慢慢地摸索起来的。遇到敌人怎么办？就得依靠群众。怎么依靠法？说农村工作要成为中心，军事工作要成为中心，如果孤立地提这类问题，还是成不了中心。要成为中心不是很容易的。城市工作固然很困难，但农村工作也很困难。没有军队不行，有了军队也还会有许多困难。所以南昌起义的军队，从后来的经验看，应该到农村去。如果真的到农村去，一时也不会有很好的结果，可能保存的军队多一些，但不一定会打胜仗的。因为不是马上就可以把根据地搞好，武装斗争与农村根据地建设不是一下子就能结合好。遇到困难没有很好的方法就搞一省数省首先胜利。你也不能说他不把重点放到农村。以农村为中心这套想法是一个实践的过程，本人也有一个实践的过程。党在革命实践过程中、探索过程中，不断发生争论。这种争论是很自然的，不发生这种争论倒是不可信的。把这一争论写清楚了，就能讲清楚红军是怎样发展的。
抗战时期，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所答应的东西，或者说宋子文所答应的东西，等到张学良陪蒋介石到南京，就推翻了。比如释放爱国领袖，直到七七事变以后，七月下旬才释放。那时不释放也没有很好的方法了，苏州都保不住了，他遇到危机了。很多员也是到那时才释放。要不还不释放呢。抗日后，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的番号，但要它开赴前线时一定要经过什么路线，还是要把它一个一个地消灭掉。所以抗战一开始，斗争就很尖锐，很困难。不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，好像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抗日是坚决的，国共关系是很好的。不是那么一回事。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不肯在谈判协议上签字，说如果签了字，他就不能做领袖了，威信扫地了。其实就是假的，只是一种说法而已。所以说王明对存在幻想。他根本不了解国内政治，他讲了那一套东西以后应有点反应，实际上毫无反应。知道利用王明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，并不给他啥好处。他的讲话发表不久，就宣传一个党、一个领袖、一个主义。所以毛主席经常讲这样的话：胭脂水粉，梳妆打扮，送上门来，一个巴掌打将过去。蒋介石还要、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，蒋介石做主席。当时赞成，拟定了共同纲领，蒋介石看了，还改了几个字，但他还是不签字。这说明对，我们并不要丑化它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反动。如果不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，八年的抗战局面都维持不了，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实现不了。虽说不能从中山舰那时算起，但也差不多。蒋介石每一次胜利了，就一步一步地压制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这说明阶级斗争不是人为造成的，不是造出来的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
对于这个书稿，我看完以后想了那么一些意见。不过这些意见是否有道理，能不能够做到，可行性怎么样，还要请你们考虑。
党史要跟政治史、军事史相区别。党史是党史。这样，跟党史关系太远的事情，就不能成为党史的正式的篇幅。比如说抗战初期描写正面战场的篇幅太多了，就使党史写成了抗日战争史。像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，篇幅也是太多了些。因为只要写出党成立的根据是什么就可以了。中国革命的问题，反帝、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问题没解决，中国有了资本主义，有了资产阶级，有了工人阶级，有了马克思主义，有了反帝、反封建的群众基础，这样，党就产生了。所以写法上，最好不拿出单独的一块来讲辛亥革命。因为党史是一个特殊的体裁，自始至终应有一个统一的体例。当然，每一个时期，革命发展的政治形势要交代清楚。这是从形势来说，不是叙述那些政治军事事件本身。
我们现在写的党史，要考虑到现在的形势，要有一些新的面目。一个要多用一些新的事实，对于这种事实一定要有新的见解，对于事实的描述和分析要有新的认识，新的思想，并且要充分的利用现看的材料。已经发表的材料和没有发表的材料都要用得比较充分。这样，表明党史是在掌握了充分材料的基础上写的。包括尽量地利用党外的和国外的记录、述评、评论。这样说明党在八十年代出的党史，对的历史研究，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。这个水平不能说是我们自己在拔高，而是水涨船高，已经有那么多水了嘛！咱们不可以在这个水面之下，船要比水面高。如果我们没充分运用水的浮力，我们就会要落到水平面的下面去。这是从书的一般的写作、编辑方面来说的。
第一，要讲清楚党在人民中间奋斗，是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引导斗争，密切地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。因此党的斗争不能跟人民的斗争分开。有些人民斗争跟党没关系，是因为党的力量不够，或者因为党的政策不对，党没有跟人民斗争去联系。这些我们也应该写出。有些不是因我们的政策，而是因我们的力量达不到。有些人民斗争是独立的，在我们写党史的时候，要意识到存在这样的斗争。我们要给读者一种印象。中国的读者，或者是影响下的读者，或者是对不那么同情的读者，国内有，国外也有，他读了以后感到是尊重人民的。他们写的历史是尊重人民的，并不是眼睛只看着自己，就像照镜子，只看到自己，而是左顾右盼。人民斗争跟党有联系的也很多，这是主体。联系也有联系得正确或不正确，联系得充分不充分的问题。人民在发生啥变化，党是不是跟上这个变化，是不是意识到这个变化，这就是在判断党的领导是不是正确。历史的事实也证明，人民的斗争得不到的支持，得不到的领导，这个斗争发展不起来，会失败。我看了《蒋介石生平》里面讲了四个青年暗杀汪精卫的事。他们本来是暗杀蒋介石，因为蒋介石没有出面，所以没有很好的方法，只好改变主意。因为行刺的主角已经服了毒药，如果枪不发，他也完了，所以只好打了汪精卫。这四个青年一个死了，有一个后来到了延安。当然，这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人民斗争，但说明这四个青年人认为蒋介石是中华民族的敌人，不消灭蒋介石，中国就没有出路。跟这件事相类似的，比如说续范亭到中山陵剖腹自杀，就是反映了人民的一种情绪。对于人民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情绪，对于的统治不能忍受的情绪，在我们这本书里表现太少。以为这跟没关系，所以在党史里没有地位。我觉得我们应当写。把人民的情况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求斗争的情况，在每个时期都把它反映出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有责任，应当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应当深入群众，应当反映群众这种革命的要求，加强跟群众的联系。我想我们现在写党史时，要有这么一种精神。全书要有这么一种精神，这样，也好，美国人也好，随便哪一个人，对党有这样那样意见的人，他看了党史后，觉得是把人民放在书的中心。
其次，党是依靠跟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，跟合作的人应当在党史里面有他们的地位。其中有些人后来加入了，没有加入的那些人，也是的亲密战友。比如说宋庆龄，宋庆龄在内战时期大部分时间是跟有联系的，在上海的时候，她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但是在党史里面没有表现。还有鲁迅，转变以后的鲁迅完全是跟密切联系进行工作的，鲁迅成了地下员找关系的一个联络站，哪个人失掉了关系就找鲁迅。从中央苏区或者是其他苏区，或者是延安到上海的人，也要找鲁迅。像这样重要的人物，他的活动就是党史的内容，不应当把他避开。不应当仅仅说他的左翼文艺活动，那仅仅是一小部分。应该有这种胸怀。这还不单单是个胸怀的问题，应该完全有这种立场。他们的工作就是党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像这样的人，宋庆龄、鲁迅，当然是突出的，以后还有邹韬奋、沈钧儒等七君子。邹韬奋后来完全是按的要求去活动的。就是没有和党发生关系的时候，他的活动我们也应该表现。如武汉时期的陈友仁，是完全应该歌颂的，当时他反帝是很坚决的，以后表现也不错。西安事变，是许多员和党外人士长期做工作的结果。到后来政协中派的斗争，都应该成为这本书的正式的篇幅，不是捎带说说的。当然也不是说他们同一样，他们是和一起合作的。的斗争不能离开他们。如果不写这些人，会显得我们有宗派情绪，有一种狭隘的观点。这些人没有加入，但他们的活动跟党的方向是一致的。这样的人，无论哪个时期都很多，我们在党史里面不可能都写，但有些重要的应该写。
邹韬奋的影响，联系群众之广，那是很少有人比得上的。他从办《生活周刊》，然后办生活书店，办《大众生活》，《大众生活》之前办《新生》。以后，在内战时期的流亡，后来在抗战时期就把他当做一个眼中钉，就想把他拔掉。对他的压迫跟对人是一样的，这样的者，因为他当时不是党员就不写他，不给他一个充分的表述，只是在讲到“七君子”时带过一下。如果是这样的党史，不公道，不公平，我们要想到人民不能接受。
第三，是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。党中央是重要的，但是党中央并不是离开了干部和党员就能够使党的事业发展。所以，我想在这个书里面，是不是有意识地多写一批党的优秀干部，在各个革命时期起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的人物。虽然不可能详细地写，但是应该提到。也要选择一些普通的党员加以描写。这样，党的历史就不是一条线的历史，也不是一个面的历史，而是立体的。比方说我们解放上海。如果说上海没有广大的工人，而且没有党领导下的广大党员保护工厂，帮助做各种各样的工作，那么上海的解放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，大批的工厂就要被破坏。在写解放重庆时，《红岩》描写的，有些就不能不写，因为这并不是简单地占领了重庆，或者仅仅把杨虎城杀害，还有那么多的党员被杀害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多普通的党员做了很多出色的贡献。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，特别要写每个游击区、根据地，游击区转变为根据地的普通党员。当时员怎样跟人民血肉相连，那么多的群众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掩护、接济他们。在这方面要有一种生动的描写。的威信为何会那么高呢？也就是因为这一些党员与广大人民建立了一种鱼水关系。现在党的威信所以下降，也就是因为没有能够继续发扬这个传统。所以，党史也应该在这一个方面成为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著作。
要描写党怎样在人民群众支持下进行非常艰苦的工作，有很大的困难。究竟写谁呢？究竟写啥地方呢？哪一个支部呢？这件事当然要有安排，要有挑选。首先要提出这个任务，至于怎么挑选，怎么安排，可以再研究。如果不提出这个任务，那么，党史就没有这些人的位置。党的历史是群众的历史，也是员群众的历史，不单单是党中央某几个人的历史。党的正确就能使得这些员的积极性发挥出来，且能有效地在历史上起作用。
刚才我说了，党史应该有新的材料，新的观点，新的态度，党史是人民构成的历史，跟人民斗争的历史分不开，我们要在人民斗争历史的背景下写党史，党中央和领导人要写，但是要避免分量太大。早已作了结论的问题当然不可能不重复，但是要尽量地减少一些，避免过于重复。对于某一个时期的论断，最好减少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这种形式的论断，列举出来，而且按顺序排列好。这样好像就是结论，就是权威，但是实际上对历史的研究是没有“最后一言”的，它永远是持续不断的发展的。我们当然需要有一种论断，我们别表现出这种姿态，要作出一个好像最后的结论。这样给人一种感觉，好像你在这里作法律式的判决，不是让人家来思考，而是让人家接受。我们的党史并不是企图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，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。用这么一种写法，好像不让读者去思考，好像我们就代他思考过了。这些结论都不能动摇了。要避免采取这种形式。我们的论断要更多地采用现有的材料，客观的材料，不是党中央作出来的决定，不是领导人的著作。比方说蒋介石自己的话，美国人的评论，还有中比较公正的人的话。比方说张治中的回忆录就很可通过。如果像这样一批人，写出来的东西，我们也尊重，也使用，这才是历史的公正的证言。我们跟这些证人共同来探讨历史，分析历史。不是说别人的东西都不行，我才能够做最后的判断，最权威的判断。没有这种权威，权威就是人民，权威就是科学，就是对于历史所作的科学研究。这样使党史避免一种硬梆梆的强迫别人接受的感觉，多采取一种民主的、科学的态度。
马克思主义经典中一些对于历史观点的表述，我们要利用，这本书现在利用得不够。另外一方面也要利用其他人的表述。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，但是他对于历史有一种观点，这个观点是正确的，即使是历史上几千年几百年以前的人物，或者是外国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表述，都可通过。我们写党史，我们是在讨论历史，对于历史作出一种规律性的表述。已经有的正确的东西，我们要尽量地利用，这个利用不是大段大段地引用，而是信手拈来，自然地引用。这样，使得读者读到党史以后，可以领会一种历史的智慧，对于历史的认识的一种智慧，增进这种智慧。我们的党史要写得让那些与党没有特别关系的人，读了也有所收获，他觉得总结了历史的教训，这种教训不是干巴巴的文山会海，谁是谁非，要使任何一个愿意从历史里面接受教训的人，都可以有收获。也不是只讲方面的事，讲的历史，或者是讲一个人，讲这个书里出现的某个政治人物的成败，或者说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成败，或者其他几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成败，日本对中国政策的成败，都要用这样一种写法，抗日战争就可以引用日本的比较公正的作家或政治家的判断。抗日战争要给读者一种认识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怎么一回事，可惜我们的书在这方面说得很少。日本当时为什么采取侵略的方针，日本天皇至上的军国主义思想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要求，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有啥关系，在这方面应该有些判断。对美国的政策，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对华政策是怎么一回事。美国在这方面的论著很多。为什么失败，为什么得到胜利，都有许多分析，要引用多方面的材料来阐明我们的观点。这样就使得党史不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你不是者，你照样看得津津有味。要有这么一种态度，要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写。
我们对于所涉及的，对党本身，对国内的各种政治派别、政治集团（比如说）、政治人物，都要有一个公正的态度，不是因为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出来的书，因此都是好的，党的领导人都是正确的，蒋介石就是反动的。蒋介石本来就是反动的。但是，比方说蒋介石在日本侵略以后，“九一八”以后到“七七”中间，他是不抵抗的。他不抵抗并不是就表示要投降，他是准备随时跟日本人妥协。日本人却始终认为蒋介石和是日本人的祸害，要跟他干，日本并没有信任。不管怎么样不抵抗，究竟不是汉奸组织，他是很动摇，他认为抗日是要失败的，但是他并没有打算投降。在抗日战争中也是这样，日本多次要拉拢他，跟他进行谈判，最后还是没有谈成。没有谈成的重点是他不愿意做卖国贼，他跟汪精卫还是不一样。蒋介石投靠美国，他究竟还不等于就是美国的走狗，跟美国的垄断集团还有一些矛盾。在这一个方面，我们仍旧是要尽可能地说得公正。这当然不是靠议论，而是在叙述事实中说清楚。蒋介石宣传法西斯主义，在中国很久，并且在组织上采取了很多的步骤，组织各种特务机关，军统、中统，这方面应该说，应该着重地说。但是他没有能够在中国完全实行法西斯主义。这有种种原因，他做不到。他很想做，不是不想做，可是他不能够做到。这是客观的限制。他对、派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，虽然他暗杀了闻一多、李公朴、邓演达、史量才、杨杏佛等人，但是还不能够把所有这些人都抓起来杀掉。他并不是不能把这些人抓起来，比方说，把“七君子”关起来了，他就不敢杀。这就叫做形格势禁，不可能的。历史就是这样。不是说他有一种想法，他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。对里面的各种人物，都要采取这么一种态度。对里面的人物也要采取同样的一种公正的态度。他所企图做的，他实际上所能做的，他不能够做到的，都要分析。对一些国家，比如说日本、美国、苏联也是同样要采取这么一种态度。苏联在解放战争中对于中国革命采取保留的态度，这有一定的历史条件。中国革命确实在世界近代历史上是一个新的事物，这样一个很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，主要是依靠农民来进行。从大革命失败后，从斯大林的眼光看来，他难以接受，他不能了解，因为中国太特殊了，在历史上能够说是反常的。美国人也没有了解，苏联也不了解。这也是很自然的。当时苏联跟日本、美国不同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不能占领哈尔滨，苏联还是起了非常大作用，这还是要承认，要把它讲出来。三大战役中两大战役都是四野参加的。这在历史上还是要有一种公平态度。这本书，我们要尽量写得客观、求实，不抱有任何偏见，按照历史原来的面目写出来。
对党的工作、活动要用一种引起人同情的叙述，要令人信服，从头到尾都要采取这样的态度，不要强加于人。对于有些敏感的措辞、说法，要很慎重，要很适当。比如在里面的领导权，这个话要说得很适当。因为加入，你要去领导，当然陈独秀是不同意的。我们和他是完全不同的观点。当时很多人讲过这一个道理，什么党团作用啦，等等。为什么怕，为何需要在里面发展，而且我们现在批评没有掌握军权，没有掌握政权。像这样措辞的表达，要很注意。不要给人一种印象，好像只要是夺取权力，什么手段都能用，好像就是搞阴谋。这对于党外的人士来说，很容易这样想。而实际上也有这样的问题，跟合作，合作到底是很不容易的，这固然有那些人本身的弱点，他不能革命到底，但另外一方面党内对他们的政策也有问题。
我们写党史的时候，就没考虑把宋庆龄、鲁迅、邹韬奋这些人摆在适当的地位，这不是表现我们的关门主义还是很厉害吗？我们写党史的人并没有权力。假如我们有权力，那么，你看就是这样，所谓“过河拆桥”。我们现在不是解决具体问题，不是做实际工作，是写党史。写党史的时候，我们要避免让人说不讲情义。是很讲情义的，你看张学良陪蒋介石到南京，当时我们就非常不同意。事先我们不知道，知道了决不会同意，是因为我们对蒋介石有充分的经验，而张学良的思想还是最简单的。他对蒋介石，到西安事变时才最后下决心嘛。他一直要到蒋介石那里苦苦哀求，痛哭陈词，以为那样能够最后说动蒋介石。张学良显然是在劝说无效后才下了决心。可是他对蒋介石的态度，还是受那种旧社会、旧道德的传统影响，还要忠于他的上司。蒋介石对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那样，要利用的时候，就卑躬屈膝，不得了，像武汉时期对冯玉祥。等到利用过了，那真是过河拆桥，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了。我们党的历史上，我们对一些犯过错误的，如果采取那样的态度，我们现在也认为不应该。我们对邓演达要作适当的评价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实事求是。他还是革命家，他还是忠于他的原则的。这并不是说他接受了。当然，这也很难说，假如武汉时期我们支持邓演达，不支持汪精卫，那邓演达可能就会变化，也可能像宋庆龄一样。宋庆龄也不是说对所做的事都满意。她也是有保留的。后来，她就完全跟走到一起了。所以得看是在什么时候。
涉及这类事情很多。比方说我们利用什么样的事情来作掩护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群众斗争是党领导的，这些话，都要说得很适当。要使参加这个运动的人，以及今天的老百姓，今天的大学生，他们都能接受。他们不要说，哎呀，是不是又被利用了。说党在群众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，这方面要说得很适当。因为有些话我们用惯了，不知不觉随时就会流露出来，这些话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感。把事实说完了，说清楚了就行了，不要在这里面留下一些疙瘩，使读者对产生不信任的感觉。我们要通过这本书的叙述，使读者对有一种所谓油然的信服。这个信服是很自然的。要说清楚，哪些是必须这样干的，不能不做的，如果不这样做，就是对人民犯罪。整个书要让人信服，而不是强加于人。
历史发展到一九四九年，付出了最大的代价，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。竺可桢的日记里面写了，他在上海解放的时候住在上海，听打炮，炮声不响了，后来家里人告诉他，上海已经解放了。他出去一看，夜里都睡在马路上。他在日记里说，必然要失败，必然要胜利。这种事实非常有说服力，实际上也说服了很多人。像竺可桢日记，我是偶然看到的。其他人同样的表述的地方大概也很多。所以，要使得我们的书有说服力，就要用历史本身来说话。不要我们在历史旁边，好像总要作一番旁白。旁白有的地方需要，但说得太多了，那就没有必要了。还是要看戏，不要听旁白，旁白太多了不好。整个书要能够写成这样。对于一些事情需要分析的，尽量地利用多方面的表述。而且，编著者自己还是可以有分析，因为很多的分析还没有作出，很多的历史事件还没有作出适当的评价。就是已经做了评价的还有一些新的角度没有采用，还可以说出许多新的意思。比如说，解放战争的胜利，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，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国际上引起的变化，这是过去讲过的。但我们现在可以用更加客观、更加周到的方式来说明。我们大家可以说的话还是很多，但要采取尽量地让历史本身来说，让群众来作出他们的判断。我们呢？把它组织起来，编织起来，这样这本书就会给人完全新的印象，而不是把以前早已说过的话，重新拿出来抄。因为要把这二三十年的历史有头有尾地叙述一遍，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。不是用口头的词句，而是实际的叙述、科学的分析，这样的著作还是没有的。所以不发愁我们的书难写，写不成，肯定有一些是我们过去没有探讨过的新领域。刚才我说会遇到很多困难，不过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，也不是全要用新的材料。从我们现有的材料里去作一番选择，我们会找出我们应该的材料。当然这是相当艰苦的工作，现在的书稿还是可完全作基础。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对于统治区的工作、人民的抗日斗争，应该单独写一部分，因为这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民参加的，是十年的历史，我们要尊重这一段时期人民的活动。不然的话，好像那些人都不存在，或者是个影子。实际上可写的东西很多，特别是抗日时期。从义勇军到抗日联军，这本书上的位置摆得不好。到“七七”的时候，抗日联军的高潮已逝去，到一九三八年的时候，已经到了尾声了，所以抗联的斗争应当写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。东北的抗日斗争从义勇军开始，一直写到抗战。那么抗战以后呢？也还是要适当地写。“一·二八”抗战时，党中央在上海做了很多工作，对十九路军做了许多的工作。上海当时成立了上海反日会。上海反日会是一个半公开的群众组织，当时的规模虽然比不上五卅运动时期，还是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参加的。那往后就是抗日同盟军。抗日同盟军党是直接参加的。党和抗日同盟军的关系，应有比较详细的描述，这是很重要的一段。以后红军提出了三个条件，在人民中间引起反响。因为这时日本侵略以后，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因此就产生了福建人民政府。福建人民政府的性质虽然还是一种军阀之间的战争，但这个斗争有一个根本的不同，就是这时候不管他们主观怎么样，它不能不用抗日的旗帜，而且联合。所以，对于福建人民政府，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，这是一种愚蠢。我们对福建人民政府应有准确的表述。也不是说他们就特别好到怎么样，还是有它的局限。但是它走出了这一步，影响很大。这说明统治阶级在分裂，不得不表示抗日。无论真抗日、假抗日，都要打出抗日的旗帜。两广事变就不同了，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以后，说明蒋介石如果不抗日，他就统治不下去。所以，这十年中党在区的工作，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叙述，不要好像就都是犯错误。这时还是做了很多工作。这一段时期在统治区的许多大城市虽然犯了很多错误，但是群众的抗日斗争是持续不断的，没有这种斗争的历史，就不会有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也不会有救国会这样强大的群众组织，不会有左翼文化运动。
党在这一段时期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工作，其中有些工作是以群众组织的名义，并且动员了上层的很多人。比方在上海召集过一些会，其中有些是国际性的会议，其中有些是依靠共产国际。有一些地方英国的马来勋爵参加的反战活动，也是领导的。对这个时期的斗争，国际的声援作用是不小的。爱因斯坦为了中国的事情，就签过很多次名，发表过很多次宣言。还有很多国家的工人运动，都支持过中国革命。对这样一些方面没有作适当的表述，这有点交代不过去。好像这些人做过的工作，现在都不承认了。有些会议，如宋庆龄主持的，她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去出席的。这完全是领导的，宋庆龄去，也是帮的忙。这是很大的事情，不能连这些事都不提了。写这么一部党史，不说到他们，就有点儿戏了。很多人都因此牺牲了，现在我们写的历史都不算了，或者说成“左”倾错误就完事了，这是不行的。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一定要有单独的一章写统治区的人民斗争。因为在革命的历史上确实革命的战争是根本，这也是血的教训，大革命的失败就是这样的。不过，土地革命战争跟抗日战争情况不同。抗日战争形成全国规模的战争，而土地革命战争是一个小范围的。但没有土地革命战争，也就没有后来的党，党也就完了，革命也就完了，但不能因为这样说，就对统治区的人民斗争，党的斗争完全不写了。所以，对“一二·九”运动和全国的救亡运动，这方面应有比较充分的表述。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也是这样，也要把统治区的斗争说具体。这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。
另外在结构上，抗日战争部分写得头绪不够清楚，前后有些交叉，经常把后面的事情写到前面去了。应考虑怎么把头绪理得清楚一些。游击战争没有很多可说的，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，问题是要有充分的研究。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山地游击战、平原游击战，它的高潮是怎么形成的，是在何时，遇到什么困难，然后又在何时在更大的范围内掀起更大的高潮。抗日战争中军队大大发展了，人民充分组织起来。形式上，有这个会那个会，千军万马，支援前线。男女老少，家家户户，都参加反对日本的斗争，确实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日本人来扫荡时就把全村的人，不分男女老幼都杀光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抗日战争确实成为全民族的战争了。这样，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。党为什么能够大量地、很快地发展起来呢？为什么能产生大批的干部，建立大量的政权和革命武装呢？这是很重要的过程，因为有这样的过程，所以我们最后才胜利了。为啥说靠手推车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？正因为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确实是很广泛地把人民群众吸引进来了。对这一过程要有比较充分的描述。当然把每个根据地一个一个地去叙述也需要，但不能以这个为主线。如果单独一一介绍也比较枯燥。还得研究一下抗日战争这部分如何安排。要把党发动人民的过程和人民觉悟的过程写出来。抗日根据地当时虽很小，却在国内造成非常大的影响，不但在国内，在国际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最明显的莫过于美国空军降落在抗日根据地，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美国人亲自到根据地来后，认为是真的抗日，不能与之相提并论。
抗日战争部分究竟怎样组织，我还没有想好。怎么样才可以把人民战争充分反映出来？抗日战争中各种政策的形成（这不是指毛主席《论政策》中的政策），我们怎样组织群众，发展游击战争，怎样组织群众反扫荡、反清乡，在最困难的时候如何利用两面政权等等。确实，也搞曲线救国。但我们和他们的搞法是完全不同的。这能形成鲜明对照，尽管蒋介石没有做汉奸，但派了很多人去做伪军。我们发表过系统的材料。这是的政策。不但绝对没这样的事，而且真正利用两面政权支持了抗日。这是人民的智慧，也是党的智慧。中央是根据群众的创造提出这些政策，并不是先提出这些政策再找群众。也到日伪军组织里去做工作。潘汉年就做情报工作，这当然与到那里去谈判是不同的。这一些状况也要反映。对抗日战争要展开写，采取什么形式？要好好考虑一下。现在这样显得太弱了。党的发展、人民军队的发展，不那么简单，并不是数目字一下就出来了。抗战，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特点。华中主要是没多少山，与华北不同。华北有些地方也是平原。至于东江、海南岛又是另一种情况，这方面也可以表述一下。
解放战争的文字在整个书稿中是写得最流畅的，但是这个流畅里面是有缺欠的。其中大量的都是用的毛主席分析过的话，新的东西少。解放战争部分要研究怎样写出一些新意，怎样把的失人心，的得人心说得比较充分。另外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十分重要，虽然土地斗争中犯了许多“左”的错误，但如果没有土改，人民在解放战争中很难支持下去。为什么那么大的优势，而我们能支持打到国统区去，那么大量的俘虏兵，今天被俘，明天就参加，这样一些方面要有充分的叙述。战争中的军队是从哪里来的？一方面从农民中来，一方面从军队中来。我们的同军队对比确实大大不同，所以俘虏能很快调转枪口。要总结大革命失败后到这段时期党的威信大幅度的提升的原因。
现在是不是研究一下如何建立一个分工，我只是提出一个方向，能做到多少还要看实际的情况。不可能十全十美，这有一个长期的工作基础的问题。总的是要力求多一些新的材料。另外要安排一些具体材料，比方关于人的，包括领导人的要作些描写。国共双方的，甚至对于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主要人物，也要作些描写。方面的人物也要作些描写。不需要很多的文字，但要给人一种感觉，这个人就是这一个人。把党的干部排排队，选选材料，找些新材料。新材料也包括党外各方面的、国外的材料，选好材料好动手。在收集材料方面要有分工。还可考虑与近代史所现代史室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，这样至少利用材料能有许多方便。统统自己找很难。一定要做到分工合作。反正这个书是要让人看的，与其事先没有参与，说我手中有多少材料你都不知道。与其落得这么一种评论，倒不如事先请他们合作。搜集材料还包括占有材料，这些材料并不是都摆在书架上。像陈铁健写《瞿秋白传》，确实看过很多材料，知道许多材料，如果没有占有的过程，短时间掌握是困难的。要仔细研究一下，哪一些材料党研室已经掌握了，以前没注意利用。哪些要借重文献研究室、近代史所。甚至一些国外的，没有翻译的，可能一些比较熟悉，有关中美、中苏关系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。世界上的人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评论、叙述，不属于中美关系，不能单从中美关系这个方面看。这些材料不必用很多，而是适当引用，还没有翻译出来的在这本书里第一次引用，这就给这部书增光了，显出占有的材料比较多。
党史里面有一些两方面交叉的问题，但交叉的不会很多，这里引用的只是一个擦边，但这个擦边可能就很重要。比如说中山舰事件，这里不可能都去，但如利用一些材料可能起到一些特殊的作用。党史与中华民国史还是有不同的分工，而且党史我开头就讲了不是政治史、军事史，重复太多不符合体例。但要有视野，了解就说得内行，要不就说得外行。
另外党内材料也不够熟悉，很多方面都有问题，要增加的材料也包括已写了的材料说得不够清楚的，因为对当时的情况不够熟悉，单靠档案不够，要有些活材料。
要把历史上比较特殊的问题写出来。如琼崖纵队的历史就比较特殊，一个岛，与中央也没有多大联系，从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，这段斗争在书里应该说到。《瞿秋白传》里说到农动有个沈玄庐，萧山的农动最早，这段历史要不要提，也得研究一下。特科的历史，在战争中破敌人的密码，这始终是我们作战胜利的一个很主要的方面，这应该提。再如左翼文化运动，对革命战争作出重大贡献，不应不提。像张申府这样的人，就是要恢复名誉。他是党的最早的发起人之一，并没有做过对党不利的事，应当在书里对他有适当的评价。